英语全球化及其在中国本土化的人文影响

　　20世纪下半叶,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模式。全球化也为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提供了充分展示及交流的平台。而英语的全球化正是这种全球化趋势中的一个主要结果,即英语逐步演变成为一种国际语言,为越来越多的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学习和使用。布洛克认为,英语愈来愈成为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界面[1]。英语的全球化实际上代表了英语在世界上趋同趋势,是一种单语言的扩张和延伸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对英语全球化的态度形成两极分化的态势,一是以克里斯特尔[2]、麦克科拉姆、科兰以及麦克尼尔[3]为代表的赞美派,认为英语以其本身的民主性以及重要人物的使用在全球传播。而对此提出批评的则有帕尼库克[4]和菲利普森[5],其主要观点是英语的全球化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或者是美帝国主义的延伸,其后果是造成了新的文化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到了90年代末,这种严厉的批评被更现实的折中考虑所取代。以帕尼库克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英语的全球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好坏论之。另外,国际英语研究者认为,英语的全球化主要受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推进,一种是向心的趋同力量,另一种是离心的变异力量。前者的极端后果可能是英语在全世界形成核心性规范,语言与文化间的差异逐渐缩小,并最终消解;而后者的极端结果可能是英语在各种文化中的本土化,并日益显示出地方特征,从而演变为特色各异的语言变体,以至变成相互独立的语言。但是,这两种力量如此的强大,使得英语在任何一条道路上都不可能走得太远。然而,全球化进程已经使英语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主要结果就是国际英语以及各种新变体的形成,英语本族人的文化与语言威权受到挑战和颠覆,英语与其本族文化的纽带变得愈来愈薄弱,其语言中旧有的单一性标准和规范受到质疑,并逐渐被多元标准和多中心论所取代。那么,英语全球化和本地化势必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英语的归属及与其联结的文化是什么?非本族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如何确立?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对英语学习及运用会产生哪些人文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一、英语所有权及文化属性

国际英语理论不仅意味着英语这一语言的运用范围已超越了英语国家的本土这一地理概念,也不仅意味着非本族人的英语使用者人数已远远超过了本族人这一数量概念,其主要意义还在于,英语的所有权脱离本族人的掌控,为全球的英语使用者所共有,“日益成为一个跨文化跨语言的界面”[6]。英语“不是本族人租赁给其他人的自由保有的不动产。其他人也实际上拥有它”[7]。正如一位菲律宾诗人所言,“英语现在是我们的了,我们把它殖民化了”。而英语全球化背景中世界各种变体英语的出现正是体现了不同国家本土的需求、人格及语言根源[8]。对于英语学习而言,米凯在讨论了史密斯的论点后,进一步明确主张,学习者无须内化本族人的文化标准,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其所有权正处于一种“非国有化”进程,而英语教育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能够把自己的观念和文化介绍给他人[6]。在中国关于英语所有权的讨论,其意义在于,如果我们确立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这个前提,并且承认英语在中国是一种国际交流的工具,那么,当中国人使用这一语言进行各种目的的交际时,使用者就同时拥有或者分享了这一语言的所有权,也就是说,中国人在使用自己的英语来满足自己的交际需求,达到自己的目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英语的所有权分配已重新洗牌,无论是二语使用者或者是外语使用者都分享其所有权,这一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又是什么?在本族人独享英语所有权的理论范式中,英语语言背后的文化无疑是英语本族文化,甚至可以说是英美文化或美国文化,英语学习与英美文化以及英美文学学习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事实上,甚至在承认英语本族人威权的前提下,只选择英美文化而排斥其他文化的英语学习也是不可靠的,它只是反映了英语教育实践中的机会主义和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因为毕竟英语本族人不仅仅只有英美两个国家。在国际英语这一理论框架下,英语语言从其本族文化的联结中剥离出来,与其二语或外语学习者和运用者的本土社会文化及环境对接起来。英语在某一社会环境中的本土化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语言特征的本土化,再就是本土文化的融入。换言之,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既包括语言上的中国特征,即中国英语变体的形成[9],也包括中国文化的移入,即英语在中国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承载物和传播媒介。

二、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及中国英语研究

根据波顿的研究,中国英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商船到达澳门和香港,后人把当时中国本地人使用的英语称为“中国洋泾浜英语”(ChinesePidgin English,CPE)、“破裂的英语”(Broken Eng-lish)、“行话”(Jargon)、“漫画英语”(Carton Eng-lish)、“中国海岸英语”(China Coast English)以及“香港英语”(Hong Kong English)[10][11]。英语在中国本土化存在于三个层面:(1)语言层面。从社会语言学理论上讲,当一种语言在另外一种语言环境中运用时,两种语言必然产生交互影响。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就是该语言的本土化。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即指其语音、词语、句法、语用及篇章等各个层面都获得中国本土特征,其结果是催生了中国英语。广义地讲,在中国的英语使用者获得该语言的所有权这一前提下,中国英语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既包括中国人与其他国际英语使用者共享的一般规范和可交际性标准,也包括中国本土化特征,二者共处在一个连续体上[12],具有渐进性和过渡性,没有绝对的分界。狭义地讲,中国英语也被用来描述已本土化的部分特征。(2)文化层面。英语在中国的运用意味着其文化表述角色的转换,即英语被用来表述中国文化。中国人在国际交流中使用英语表述自己的历史传承、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经济生活、文化教育、文学以及自己的观点和期望。而这也是中国人学习和运用外语的深层动机和目标。五四时期,西风东渐,中国对西方主要是引进和学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对国际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向外展示和介绍自己的文化,并融入世界主流文化。这使得英语的学习和运用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与语言层面的本土化相比,英语在中国文化中的本土化可能来得更彻底,也更鲜明。(3)英语教学与学习及研究层面。中国的英语教学与学习包括大纲设计、教材开发、教学活动、学习评估及相关英语教育研究,无不与中国本地环境紧密结合,旨在充分满足各种英语学习者的基本需求。中国的英语研究者、教师以及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生无不把自己的研究深植于中国的本土现实,这既是研究者们学术取向的自觉选择,也是汉英两种语言和文化互动的必然。

对中国英语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排斥和全盘否定阶段。英语在中国的运用实际开始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但主要观点是把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或“中国洋泾浜英语”混为一谈,认为其不符合英语规范,在教学和学习中应作为错误尽量避免,基本上采取排斥和否定态度,但缺乏严肃系统的理论研究。这种观念和态度甚至一直影响至今。(2)概念确立和划分阶段。90年代初期,由于英语在中国本土的运用越来越普遍,学界开始认真对待中国英语问题。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理论是:首先,承认中国英语是一种客观存在[13][14];第二,认为中国英语是一种国别变体,是两种语言和文化交汇的必然产物,中国英语在英语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应把规范的中国英语与英语学习过程中的错误的“中国式英语”区别开来[8];第三,认为中国英语研究对中国的外语学习和教学具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其研究成果是确定了中国英语的基本概念,在理论上给予界定,确立了中国英语研究的地位和意义,引起了外语界对中国英语的兴趣和关注。综述这一阶段的中国英语研究,其特点是对中国英语进行了理论上的严肃探讨,确立了中国英语这一概念;但由于缺乏坚实可靠的量化研究,研究只能停留在概念和态度的讨论层面,难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3)量化研究和个案研究阶段。香港学者波顿采用世界英语变体研究中的历时方法,考证了英语在中国南部使用的历史渊源以及发展脉络。其主要研究依据一个是史实的追踪,另一个是各种原始文本资料的考证。他在书中使用了大量的早期航海日志、贸易记录、日记、在中国的传教士及官员的各种文本资料,以及同时代中国人编写的各种英语词表和词典,揭示了中国英语从17世纪早期的语言接触,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广东行话”、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洋泾浜英语”及“中国海岸英语”,直至当今的“香港英语”和中国各体英语的历史传承和发展轨迹。波顿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英语从早期的非标准形式发展到当今的自主变体,经历了漫长的渐进式发展过程。尤其是自19世纪末开始,中国英语由于学校英语教学的开展及英语在中国的传播,逐步“非洋泾浜化”,向更规范的变体形式演变[9][10]。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大型中国英语学习者语料库建设和相关研究的开展,开始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介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三、英语本土化的人文影响

中国英语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一种变体,在语法和语言运用上合乎英语规范,在国际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在中国的运用能够促进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对外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真正意义在于把中国的先进的文化成果、文化资源以及旅游资源介绍出去,让世界人民共享,在世界文化中获得中国应有的文化话语权利。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的人文影响,其一是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对自我文化身份和人格的保持。二语或外语学习及运用并不意味着必须丧失自己的文化身份。中国人学习和使用英语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不是要变成英国人或美国人,他们不必因为学习和使用英语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和文化价值观念,甚至不必改变自己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学习和使用英语只是有助于他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和更开阔的视野参与国际交流,即所谓的“全球性思维,地方性行为”[1]。其二,由于英语与文化的联系向多元化发展,其在中国获得承载和表述中国文化的能力,英语与所谓本族文化的联结不再密不可分,英语文化学习不再是英语学习唯一有效的途径,英语学习中的文化内容变得更加多元,也更加丰富。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可以通过本国文化和其他文化学习来促进自己的英语运用能力。在这里,外国文化及文学学习的价值并未被否定,文化学习的目的在于促使学习者深入了解文化的多样性,增强他们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和宽容。其三,英语与汉语不存在对立关系,前者的普及和延伸也不威胁汉语的地位和影响。波顿使用了“界面”(interface)一词来描述英汉这两种世界上最大的语言的交互,并认为这一界面将在中国及不断扩大的华人社团中继续延伸。这一提法对以后的中国英语研究以及相关的汉英对比分析研究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10]。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能够促进汉英“界面”的进一步发展,而英汉两种语言的互动及影响是互相丰富而不是污染。此外,汉英界面的形成也能促进对汉语语言本身的研究,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观察和审视自己的母语运用特征及发展变化,能够开拓学术视野,启迪研究思路,从而对国际汉语学习和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复兴,汉语也愈来愈超越华人社团,为越来越多的非汉语本族人所学习和掌握。当汉语逐步获得国际交流语言的地位时,其发展和变化的历程无疑会与英语具有很强的可比性。问题是,对汉语在国际语境中可能产生的变化及其深刻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果一味拒绝承认语际影响的积极效应,并把它说成是语言的“污染”或“失准”,只是反映了一种语言文化的自我封闭,抑或是面对语言发展而采取的一种鸵鸟态度。毕竟,语言学者不是语言运用的裁决者,其研究的价值在于描述、分析和解释人们的语言运用,而不是对其做出判决或立法。其四,英语语言的国际化使得其所有权非国有化[8]。对英语的所有权意识,以及对英语本土化的正确理解能够使中国的英语学习和使用者强化自我文化身份和心理意识,获得英语运用的能力,并感到充满信心。“真正的语言能力就是你能拥有这一语言,为己所用,并使它成为自己的真实语言,这样才算掌握了它”[8]。最后,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势必影响中国英语教学和学习内容及方法的改革,在英语学习材料中适当加入中国本土的内容将有助于提高学习和使用者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为英语教学中真实性难题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英语教育的目的是使学习者能够在国际交际中使用国际语言表述母文化。任何一个教英语的国家都必须拥有该语言的所有权,并选择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材料和方法[6]。在国际英语教学中,作为非本族人的英语教师的地位和影响将进一步加强。对于中国的英语运用者而言,中国人不必把自己当作别人语言蹩脚的模仿者,也不必为自己达不到“本族人”那样的水平而感到羞愧,更不必为自己英语的“中国腔”而内疚于心。